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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 论经济学的范式演进及其中国化发展方向/咬亮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咬亮 摘要：在经济学演进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一套经济学思想体系就构成了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它的演进实质上反映了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其经济学范式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特殊性。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 经济学的历史属性是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有着一个不断继承、批判和发展的演进过程。在经济学演进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一套经济学思想体系就构成了经济学范式的内容，它的演进实质上反映了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其经济学范式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特殊性。 一、解读经济学范式 属于历史的经济学在其历史发展的演进进程中，必然存在有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这一历史的逻辑，具体就表现为经济学的范式及其转换。 （一）“范式”概念 “范式”源自希腊文，意指语言学的词根或词源后来引伸为某种思想形态的源头或母体。现在的“范式”概念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最早提出范式概念并用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斯·库恩，他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联系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同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范式”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的哲学方法，对这门科学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四个作用：第一，范式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提供着某种共同的理论信念；第二，范式内在的蕴含着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第三，范式由一套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第四，范式具有组织功能，表现为范式对一门科学的从业者具有感召力。 （二）经济学范式 经济学中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经济学范式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方法或思想形态，使得分析性经济学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这些支配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其次，随着常规经济学研究的持续，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关系变得越来越系统并接受现实的检验；最后，即使在共同的范式下存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既定范式的逻辑蕴含和方法论原则却可循惯性持续，提供经济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 在同一历史时期，既定范式支配下的经济学研究，最终会形成一个对当时经济学问题系统解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当然，当一个新的经济学范式在除旧布新的思想运动过程中，或者说在一个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思想逻辑的过程中，经济学知识会在此历史时期存在着新旧两种知识体系过渡性并存的复杂状态。 （三）经济学范式转换 新分析范式的产生往往导致了一场经济学理论的革命。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既定范式可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观点的余地也越发狭窄，于是，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经济分析问题研究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学知识对实际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预测能力日渐衰退；二是实际经济过程的剧烈变革，新的经济现象在原有分析范式的逻辑空间之外不断发生和积累。一般来说，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时期，新范式取代旧范式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一方面，新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要比原来的旧范式宽阔，并能够覆盖比旧范式更加宽阔的现实经济内容；另一方面，新范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社会既得利益格局相适应，如此才能使新范式的理论观点获得社会的承认。 二、经济学范式演进的三个阶段 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经济学范式 不断革命与完善的演进史。如果以西方经济思想作为经济学历史路径的主线的话，依据经济分析的范式不同，经济学演进经历了前经济学范式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时期和现代经济学范式时期。 （一）前经济学范式时期 前经济学范式时期又称作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经济思想大都从属于哲学、神学、政治学，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们主要是代表了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经济思想，只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才产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学说思想家们通常只会根据生活经验对各种经济现象陈述见解。从经济学思想逻辑的角度看，前经济学时期的人类经济学知识实际上徘徊在开放的经济学逻辑层次，无法依据一个统一的经济学范式进入封闭的、系统的经济学逻辑空间，缺乏一套稳定的分析范式。 古希腊时期的经济思想概括为：极力维护自然经济，力图巩固和发展庄园制度，以保证奴隶主的财富不断增长；重视农业，轻视手工业，并讨论了社会分工，对商品货币经济作了初步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承认小商业存在的必要性，反对大商业和高利贷，反对用货币增值货币。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首先打破了封建宗教伦理观点的束缚，将经济现象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目标是利润，而货币在其中不只是流通工具，更具备了资本的职能，正像资本原始积累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一样，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时期 古典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又可分为古典经济学范式形成时期和古典经济学常规经济学时期，从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范式形成和巩固的时期，再此之后，经过萨伊和李嘉图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则是古典常规经济学发展的时期。 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时期，其代表人物有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前驱配第和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即客观价值理论和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的方法上，古典学范式强调自然秩序论和抽象演绎的方法，如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和方法的出发点，认为政府的惟一任务是保障国民的财产、安全和自由，要求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斯密经济分析的方法深受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影响，认为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动力，追求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为社会带来公益，坚持经济自由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分析的方法上，斯密是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运用科学抽象法的人，他推崇逻辑演绎法，在论述体系上是以总体演绎安排的，如他试图以分工、交换、价值等概念作为基础，建立起学说体系，再分析各阶级的收入，而后再分析更复杂更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 在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时期，古典经济学进入了常规的发展时期。古典经济学范式的逻辑蕴含如萨伊定理、供给分析、实物经济与货币现象的“两分法”以及货币数量论等都在这一时期逐步的发展起来，并变得系统而完备。在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历史学派的挑战，二是来自马克思经济学的挑战，三是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挑战。历史学派的特点在于否定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历史的方法”。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主要表现在他批判的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合理因素，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批判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用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经济学史的一次重要革命。 （三）现代经济学范式时期 1870年的“边际革命”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经济学知识经由这次思想革命实现了古典分析范式到现代分析范式的转换。“边际革命”是经济学范式的一次革命，其核心是用主观心理分析的价值论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分析。“边际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产品的价值是人对产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取决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其分析范式的特点可简括为：第一，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中把个人抽象出来，并把这种抽象人的需要和消费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第二，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应是人和物的关系，即研究如何经济的配置稀缺资源的学科；第三，强调心理分析，把一切经济范畴都说成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反映和表现；第四，强调“边际增量”分析，把数学方法引入到了经济分析中。 “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再到凯恩斯是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范式取代古典范式并巩固自身地位的历史时期，而维克赛尔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完成。与前期的经济理论相比，维克赛尔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特点是强调货币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维克赛尔倡导的累计率的关系，把传统的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从而开辟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先河。凯恩斯在货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还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这一分析方法的特征是突出的强调了经济的“不确定性”，认为经济行为人所能获得信息是有限的，因而强调市场的失灵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与以确定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的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是完全不同的。 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进入到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常规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以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但由于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无视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问题的分析，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制度演化的作用，因而也不能有效的解决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鉴于此，以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用而生，并延续至今。 三、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范式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又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中。由于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其政治经济学范式在吸收世界经济学范式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主体：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 中国政治经济学范式的主体是那些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他们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的主体，也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的主体，这包括三部分：一是劳动知识分子，即将自己的利益系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而非依附于权贵和财富所有者的脑力劳动者，这部分人数量已经大增，遍布科学研究、技术工程、经营管理、教育、公共权力机构等领域，是现代劳动者中的先导性层次；二是工人阶级，包括因户籍制度限制而形成的所谓“农民工”，以及在农村中乡镇企业、私有企业中就业的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其人数大约在三亿左右，是现代劳动者的中坚和骨干；三是迫切要求改变其生存条件，变革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农民，他们虽仍在小农经济中生存，但向往工业文明，并努力克服小农意识对他们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其人数远远超过前面两部分人的总和。 （二）方法：辩证的系统抽象法 以抽象的思维概括群体意识和现象材料，形成概念，并通过概念运用来揭示经济矛盾，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抽象力是人所持有的思维能力，对群体经济意识的概括和对经济材料的概括，都要由抽象力的运用，即思维活动来完成。抽象思维是一系列内在联系的环节的统一过程，从比较、分类、归纳到分析 综合、规定、概念、论证等，其中，核心是概念的规定及其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所构成的概念运动，其它环节或形式，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概念的运动表现为系统的体系，对概念体系的论证，也就是对经济矛盾的论证。对经济矛盾的论证，是一种社会责任，即将抽象的认识告知社会，使之成为主体意识中的一部分内容，力求为本群体中的个体接受，由此而联合为统一的变革社会的势力。中国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方法是发自于人的思维过程的集中体现，而这个思维过程，又是针对现实经济矛盾，因此，必须实事求是、辩证的运用思维能力，由此来达到提升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素质技能的目标。 （三）核心:提升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素质技能 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在经济矛盾的探讨中对主义的贯彻，是所要形成的学说体系的基本观念，即提升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素质技能，同时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核心。中国政治经济学范式的确立，是归纳与演绎二者的统一。归纳，即从本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演绎，则是从已有的关于主义的一般规定，在对本国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以及对经济矛盾的探讨中，推论主题。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辩证的系统抽象方法，首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进而贯彻全部研究中。 劳动者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矛盾变革与发展的主体，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是中国经济变革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据。在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进程中，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与素质技能，是统一的，从制度层面说，地位是决定性的，但也要受素质技能的制约。实现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是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的前提；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又是其主体地位实现的社会内容与保证。 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也正是马克思所要探讨的批判资本统治、论证劳动解放这一主题的延续，而与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或探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苏联教科书的主题相比，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就是从劳动者规定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素质技能，就是生产力，它的提高与发挥，就是生产力发展。这是在确定劳动者主体的前提下对政治经济学主题的规定，它不仅克服了所谓“客观”研究的外在性，也以辩证的否定包容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 参考文献： [1](日)野家启一著,毕小辉译库恩——范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4]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漆光瑛、蔡中兴外国经济学说史新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7]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从斯密二重法的局限性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董宁 从斯密二重法的局限性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董宁 摘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以研究方法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切实地揭示经济矛盾的性质和规律，系统地论证说明这些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分析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对于我们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抽象法，揭示本质，说明现象。 关键词：斯密二重法系统抽象法概念运动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切实地揭示经济矛盾的性质和规律，系统地论证说明这些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研究者的素质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应掌握的最基本的研究工具。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存在和演进，一方面以不断演化和发展的经济矛盾为外在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以方法论作为理论发展的内在条件。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研究者之所以会在研究中存在争议，与研究方法的不同有很大关系，因而本文主要就斯密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来总结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一、斯密的研究方法及其局限性 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建造者。不可否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乃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斯密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做了第一次系统考察，从而克服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片面性，使整个经济矛盾过程的统一性得到全面认识。然而我们又要认识到，斯密有两套研究方法，一是抽象法，二是现象描述法，这种二重的方法导致了他学说中的二重体系，演化到后来，就形成政治经济学两大对立的派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也就成了一个“人”字形的过程，因此对斯密研究方法的分析对于我们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先看斯密的二重方法。 （一）斯密方法的阶级根源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产阶级为取得其统治地位而变革封建领主制的社会运动，通行于资本统治及劳动解放相矛盾的全过程。政治经济学不是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不带任何阶级、阶层、国度、集团歧见的“纯”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必须在资产阶级及其对立面的封建领主阶级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做出选择，只能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研究者也是人，是人就总会有自己的倾向，这就影响了其分析问题的态度、立场和基本观点。 斯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其二重方法是当时资产阶级两重性的体现：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革旧的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证，贯穿着辩证的精神，然而他们不愿与封建统治决裂，这是其妥协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他们既要深入认识和论证经济矛盾，又害怕这种认识危害到正在形成中的资本统治，这是其局限性的表现。 （二）斯密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矛盾演化的产物，如何对待经济矛盾，也就成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代表社会进步势力的政治经济学家，基于其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的需要，必然以辩证的方法来概括所代表社会势力的经济意识、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而斯密所处的时代，正赶上英国产业革命的开始，社会化大生产初步兴起，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和明显，斯密继承了配第的归纳法和和魁奈的演绎法，并根据英国的特点，概括了以前的经济思想和观念，确立了自己的系统的概念体系，并形成了系统的方法。 （三）斯密二重法的哲学根源 斯密的研究方法受休谟的影响很深，在哲学上，休谟是一个二元论者，一方面他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主张用概念和演绎揭示现象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怀疑世界的可知性，认为人的思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事物自身是不可知的，主张用现象的描述来代替那种“永远达不到的真理”。斯密就试图用休谟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从而自己的研究方法也带有明显的二重性。 斯密批判继承了配第和魁奈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科学因素，并克服了他们把归纳和演绎截然分立的错误，形成了较科学的抽象法。斯密注重研究现实问题，从当时重大的经济现实出发，对大量实际材料进行比较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找出本质，从本质上规定概念，进而运用演绎建立学说体系。斯密毕竟是第一个较系统地使用抽象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但是其抽象法本身不彻底，也有严重缺陷，促使他不能坚持运用抽象法，并转到现象描述的方法上去。 现象描述法的特征是通过描述想象的表面联系来说明经济过程的矛盾，斯密采用的这种方法既是其抽象法不彻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影响抽象法进一步科学化的原因。每当她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时，休谟的不可知论就开始在他的头脑中起作用，没有进一步沿着科学抽象法去解决矛盾，但又要自圆其说，于是就退回到想象的表面关系上，用现象的表面联系来代替本质现象。 （四）斯密二重法在概念上的突出表现 斯密的二重法突出表现在对价值概念的规定上，斯密的价值学说是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斯密从研究分工、交换和货币入手，到研究商品交换的基础，继而开始他的价值学说的论述。斯密首先区分了“价值”的二重含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进一步说明二者在量上是不同的，认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这里的“辛苦和麻烦”指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这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但是，斯密的这种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的经济关系是相矛盾的，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矛盾的原因，然而由于斯密在方法上的二元论，他不再进行抽象思维，反而到此止步，关于价值的论述也是二元的甚至是三元的。他也说过：“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这里的劳动指购买的劳动，即认为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进而，他又提出第三种价值论，即价值只有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或者决定，三种收入价值论本身就是现象表面联系的简单拼合，即把所有体现着价值存在结果的范畴（工资、利润、地租）都看成决定价值的原因，这样倒果为因，把价值分配问题当成了价值决定问题。这种互相矛盾的体系既在同一著作中却又相安无事的并存着。 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系统抽象法 从以上我们对斯密二重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历史、阶级、认识程度等方面的局限，斯密的二重方法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致命缺陷，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抽象法，揭示本质，说明现象。 （一）坚定主义、主导方法 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主义，是学说的原则和主导观念，是概念体系的集合。我们把主义分为两大派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者以资本为主义，即以资本为原则和主导，其阶级的主体是资本的所有者阶级，而后者以人类共同劳动为主义，其阶级主体是无资本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诚然，我们已经走出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然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却不应也不能逃避阶级和主义 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宣示自己就是雇佣劳动者阶级或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在于“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研究方法是主义的贯彻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原则，就是辩证法。 （二）以辩证法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 经济矛盾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类意识赖以形成并必须正视的矛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经济矛盾的运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经济矛盾，由此也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及主义与方法的统一。代表社会变得实力的政治经济学家必然以辩证法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 辩证法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其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马克思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而毛泽东则把对立统一的法则归纳为矛盾的法则。他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论述，是辩证法在现代的重要发展，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三）系统抽象的科学方法 所谓系统抽象法，就是辩证、系统地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解释和论证经济矛盾的方法，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必须用抽象力”。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阶级矛盾的运动，人们最先得到的是感性认识，如果就此停留在其表面现象形态，则还是一种现象描述法，为此我们应不断对感知的现象进行抽象，逐步形成对其本质的认识和规定，揭示本质，说明现象，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抽象的方法就体现于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认为系统抽象这一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以下环节和内容：从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各种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以概念运动为主体；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四）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体 通过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我们可以得出其本质的规定，而概念就是对经济矛盾本质属性的规定，也是各种思维形成的核心和主体，各种思维形式的统一运用，都要凝结于辩证的概念运动中。先从对旧概念的批判开始，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规定新概念，并对旧概念进行不断的改造和完善，再根据经济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进行概念的转化，这是反映一般经济矛盾的抽象概念和反映特殊经济矛盾的具体概念的相互过渡，以此形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概念体系，可以系统反映经济矛盾。 既然概念是对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我们又可以得出概念的核心概念、主体概念、辅助概念等分类，它们有机的存在于论述体系之中。 （五）研究成果集中与论述体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概念运动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反映经济矛盾系统的论述体系，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说都要以相应的论述体系表现出来，这是研究过程的凝结，是各种思维形式集中作用的结果，要以现实的经济矛盾为根据，并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转化中建立起来。纵观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变化的论述体系在总体上反映发展的经济规律的过程。 综上分析，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应克服斯密方法的局限性，从中汲取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以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为指导，形成和运用以概念运动为核心的系统抽象法。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创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毛泽东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论完全竞争理论的历史渊源/柴源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经济学院2005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柴源 摘要：自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后，几百年来经济学应运各种分析方法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由最初研究供给转向研究需求，“买方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供给与需求的结合下，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构成了市场，两线的交点即平衡下的产量和价格。这就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完美结论，经历了100多年马歇尔正式载入经济学的教科书。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一理论的逻辑。 关键词：完全竞争经济人边际效用 在消费理论和供给理论的完美结合下产生的完全竞争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最合理的市场，也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最佳证明。诚然，理论上堪称完美无暇的完全竞争市场，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姑且不深究它与现实的关系，只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角度看这一理论的渊源。 首先，完全竞争市场有四个苛刻的假设前提：产品同质，价格承担者，资源的完全流动，完全信息。这四个假设条件限定了在现实的市场上只有无限趋近这一理想的市场，但永远不会达到这一市场。 其次，完全竞争市场是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现假设市场上有两个消费者，消费者甲和消费者乙，他们都遵循消费理论，即随着价格的降低需求量增加（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在价格为P时，消费者甲的需求量为Q1，消费者乙的需求量为Q2，市场的需求量为Q（Q=Q1+Q2，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消费者甲和消费者乙的需求曲线水平加总）。同理，假设市场有两个厂商，厂商a和厂商b，他们都遵循供给理论（随着价格的降低产量减少，下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并且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是价格的接受者。在给定的价格P下厂商a生产Qa厂商b生产Qb，在市场上供给量为Q(Q=Qa+Qb，市场的供给曲线是厂商a和厂商b的供给曲线的水平加总)。最终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均衡点价格是P，数量是Q）。在这一点市场完全出清，消费者和厂商利益均衡。仔细思考这一均衡点的来由，厂商是在给定的价格P下生产的，当然最终市场在价格P下均衡，这种结论在先假设必定导致循环论证。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一理论的渊源。18世纪催生了经济学这门“学科”，而后，这门“学科”逐渐演变成当今最前沿的学科。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是什么呢？回到历史，经济学其实是作为道德哲学分支开始的。15世纪开始，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地理大发现”促使欧洲工商贸易迅速发展，同时，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精神为近代哲学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哲学的辉煌时代以后，步入了窒息自由思想的宗教时代——中世纪。在《圣经》的统管之下，人性的追问也只能停息下来。上帝已经规定好了人类的来历身世，人类就必须接受这种宿命。然而，人类的思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人类对于自己身世的追问。以 “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近代哲学的兴起，代表着欧洲社会文化的全面复兴，最重要的是他代表着人性的复兴。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利己欲望，人的享乐权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为了从上帝那里要回自己的尊严，为了从教会那里夺回自己的权力，哲学家们或者拿起自然主义的武器，或者拿起理性主义的武器，向中世纪的神学人性观发起猛烈的攻击。还人一个自然的面貌，还人一个主体的地位，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旋律。人性的复兴，在促进人类观念变革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学也在哲学的影响下诞生了。“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后改教伦理学，1759年，他有关道德的讲稿《道德情操论》发表并引起广泛关注，其中“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是他对人性的思考。而几乎就在同时，爱尔维修那部对 “重农学派”产生深刻影响的《论精神》发表，其中提出：带来快乐即为善，造成痛苦即为恶。 第一部完整系统的论述市场经济的根源、基础、实质、功能和运行机制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斯密以“人们的行为都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为出发点，探讨国民经济如何增长。从斯密开始，经济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基础，那就是：利己是人的本性，追求自己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这样的人就是“经济人”。“单个的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自身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可以说是斯密这部开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全面探讨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现象，并确立了论述经济学“科学”的基本模式。 有看不见的道德信任为基础，才有“看不见的手”的深刻推动。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各阶级矛盾不断出现，代表资本一方的经济学家就社会矛盾提出了有利于自身的各种理论。以《人口理论》著称于世的马尔萨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价值论方面提出了供求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供求，供求不均衡就会产生生产的全面过剩。在他生活的年代下，他主张鼓励两种人消费（地主和非生产阶级）以消除生产的过剩；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李嘉图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演进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商品价值中扣除工资后被制造业和农场主所占有的部分，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在法国代表资产阶级的萨伊从研究生产领域转向分配领域，并构筑了“三位一体的公式”即劳动、资本和自然力三要素共同作用创造价值，收入必须在这三要素所有者之间共同分配：“对借用劳动力所付的代价叫工资”，“对借用资本所付的代价叫利息”，“对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叫地租”，这一观点与李嘉图的完全相反；接着西尼尔提出“节欲论”和“最后一小时论”的观点，这明显是在为资本辩护；最后约翰穆勒综合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供求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率论和级差地租论，詹姆斯穆勒的工资基金论，萨伊的销售论等，力图使反映资本利益要求的政治经济学和当时亦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要求来一个折衷。这是近代经济学的简明发展历程。 哲学上的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边沁的哲学成为后来边际学派的哲学基础。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边沁把追求个人利益看作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动力。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应是研究效用的科学。他把痛苦和快乐看作在数量上可以衡量的东西，强调同一刺激引起的苦乐量往往因人而异，并提出货币通常是衡量苦乐量的最标准的尺度。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国家经济学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面的研究经济学。这些理论称为边际效用论和边际分析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心理学派”，另一派是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其中帕累托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的前提下把边际效用价值论从基数效用论转变为序数效用论，并使用了无差异曲线，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些理论为后来“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证明做了前提理论。在美国克拉克把边际效用方法应运到分配理论，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西方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不平衡加剧，英国作为海外殖民帝国已经开始呈现衰落之势，美国和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则开始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资本论》已于1867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成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出现了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而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边际革命”也逐渐改变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整体面貌。各种新的学说、观点的出现和发展为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建立准备了前提条件。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的传统，兼收并蓄，以边际主义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并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在其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颂扬自由竞争，认为经济运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就是价格均衡理论的一个典型。 另一个层面是19世纪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全面阐述了经济的运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这一概念展开，引出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这两个概念出发深入论述：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价值是抽象劳动的表现；具体劳动即私人劳动，抽象劳动是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和社会化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从而导致私人劳动和抽象劳动无法统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在无法调节的矛盾中灭亡，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必将取而代之。 每一种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各个经济学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烙印。经济学在中国正发展的如火如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拿来主义”的指导下，将精华的方法、理论和学说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代表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下提出适合我国的经济理论这是研究者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办社,2004 \[2\]陈嘉映近代科学是如何兴起的\[N\]广州:南方周末,2006 \[3\]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办社,2001 \[5\]伊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办社,2005 \[6\]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及其发展/张妍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张妍 摘要：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是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志的理论概括。理论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变迁要求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我们应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发展，使这一理论永远保持其开放和发展的特性。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形成发展 一直以来，围绕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价值论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一项伟大成果，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鼓舞和动员作用。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作为劳动者经济观的劳动价值论必将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而发展。 一、劳动价值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劳动价值论最早是由斯密以前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洛克、配第等人提出的。他们提出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反对封建统治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与当时产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直接相关。早期的产业资本发展十分艰难，受到封建统治和重商主义政策的严重压制，生产出来的价值相当一部分都被转化为地租、税收和商业利润等，而产业资本的利润只剩很少一部分。另外，当时的生产方式以手工工厂为主，大多数资本家都亲自参加生产和管理。这时，他们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且与当时产业资本家的地位是一致的。 到了斯密那里，由于斯密的二重方法导致了他学说中的二重体系，一方面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交换到的劳动形成价值”和“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观点。斯密的进步性在于将劳动扩展至所有生产领域，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两面性又是斯密二重方法的阶级根源，使他在价值论上自相矛盾。 到了李嘉图时期，他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出来考察经济问题的，所以他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虽然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是在说明利润来源和利润平均化问题上他却陷入了更深的矛盾。 劳动价值论经过斯密和李嘉图的概括，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由于理论规定中的缺陷，用这样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不能解释利润的平均化，最终陷入了不可解脱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资本统治已经确立，资产阶级也已经脱离了生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从萨伊开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取而代之的是 “三要素价值论”，从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走向庸俗。 二、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完善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完善，大约经历了二十余年。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吸收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原则的坚持和改造上，而对于价值实体、价值量和价值形态等的注意还不够。正是由于马克思紧紧抓住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原则，他才能通过对工资、利润、资本、资本积累、地租等概念的分析，抓住这些概念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本质。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并且从对这些矛盾的分析中提出了异化劳动学说，规定了异化劳动的概念。 1846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又针对浦鲁东对劳动价值论的歪曲性改造进一步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劳动价值论。此时他已经注意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规定及意义，在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以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认识，具体说明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改造了工资和利润这两个相互对立的主体范畴，使资本主义矛盾得以明确论证。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第二次比较系统地改造了劳动价值论。1857年至1858年期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马克思为这部书的第一册所写的内容就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改造。通过对交换价值的考察，马克思转向了对劳动的分析，并且第一次提出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有了关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二重性的基本认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在认识到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他又明确了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价值量，以及劳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并从货币形成的角度对价值形态的演化作了考察。于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册中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是他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改造和完善的决定性一步。 经过几年的具体研究，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更加系统地表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完成了他对劳动者经济利益和意识的全面概括。此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它的核心还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使劳动二重性与商品的二重性得以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对社会劳动与个人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以及价值量与劳动时间的计算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 虽然劳动价值论是商品经济一般矛盾的抽象，但其所概括的劳动者的经济意识却是现实而具体的，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决定于劳动量，劳动者应该占有其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这种观念反映的正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统治，论证劳动解放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立了一个基本点。 三、马克思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一切理论的发展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提高的，劳动价值论也不例外，不仅它的形成过程证明了这一规律，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并遵循这一规律。 实际上，劳动价值论从列宁开始就不断发展。列宁在战争时期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后来影响了工农联盟，列宁开始采用“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一开始强调实行不通过货币的商品交换，但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结果商品交换发展为通过货币的商品买卖。虽然列宁针对“新经济政策”的关于商品货币的观点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些观点实际上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关系存在的条件，价值关系不仅仅是私有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 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通过总结苏联30多年经济建设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对商品流通具有调节作用，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人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观点，推动了劳动价值论的向前发展。例如，在1959年，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亡而是要大大发展。此外，他认为商品生产不一定限于生活资料，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即使完全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某些地方仍要通过商品来交换。这些观点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新的贡献。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真正突破了价值的实质是体现私人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的结论，突破了价值存在的基础是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的结论，也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点。 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劳动价值论是不断随着社会经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 四、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思考 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当前实践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予以解释，这都要求我们发展劳动价值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关于脑力劳动与创造价值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说明了脑力劳动不仅参加创造使用价值，而且参加创造价值。因此，在商品生产中并不是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也创造价值，并且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二）关于从事经营管理的人员、科技人员的劳动性质问题 管理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是普通劳动所无法替代的。马克思明确肯定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管理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管理者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于科技人员的劳动，根据劳动价值论，我们应当明确创造价值的是其劳动，而非科技本身。因为离开了人的活劳动，科技知识本身是无法创造价值的。 （三）关于第三产业劳动的性质问题 服务业亦称第三产业，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马克思当时并没有做出具体论述。但是服务业的劳动也是劳动，也应该创造价值。马克思在评述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时曾肯定服务有两种。一种服务劳动可以物化，“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如裁缝、厨师、木匠等的劳动。另一种服务，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如医生、银行职员等所提供的服务，“它不采取实物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而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劳动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价值。 （四）关于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 我国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全部是劳动创造的，那么生产要素为什么仍要参与分配？首先应该明确，劳动价值论探讨的是价值源泉的问题，是关于商品交换的理论，不能作为财富分配的理论依据。而所谓的“生产要素论”，是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批判过的，是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不能成为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决定收入分配的应该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正是由于资本所有权的存在，决定了借贷资本可以获得利息，也决定了资本要素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现在，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仍然存在，资本等要素的个人所有权还没有消除，劳动者还没有真正实现劳动力所有权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所以只能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五）关于私人企业主的劳动问题 马克思根据当时英国工厂手工业发展的情况，把资本家和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进行了区分。随着小业主变为资本家，“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这样一个事实形式上的结果是资本指挥，从而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 如果简单的照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那么私人企业主的收入只来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私人企业主对雇工存在剥削，但也不能否认，现阶段私人企业主不仅直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一些企业主本身还是企业的技术人员。他们自己从事的创业、策划、经营管理和科技等劳动主要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也部分地表现为生产劳动，创造价值。正是这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构成了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因此，他们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所以私人企业主的收入性质应该是多元的。 总之，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就是劳动创造交换中商品的价值，虽然随着劳动方式的发展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都与马克思所处时代有了很大差别，但只要有劳动，只要存在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经济观点的理论概括就有其意义，而且应该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而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纲要\[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 黄焕金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创新与发展轨迹\[M\]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吴易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1（10） \[6\] 刘永佶劳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7\] 郭友聪当代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第19卷第3期），2003（9） 技术变迁对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4级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张慧 摘要：技术变迁不仅会改变企业的经济效益、生产方式、经营理念，而且还会影响企业区位利益的转移，进而促使企业在空间上重新布局。本文从生产角度、技术创新和交易条件及行为等三个层面详细论述技术变迁对企业集聚行为、产业集群形成问题的影响，以揭示出技术变迁与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技术变迁企业聚集产业集群区位选择 一、引言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历史十分悠久的经济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产业集群的足迹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角落，从美国的硅谷到意大利北部的“第三意大利”，印度班加罗尔计算机软件集群，再到我国诸暨大唐镇的袜业集群、东莞市虎门镇的服装集群、佛山石湾镇的陶瓷集群等，产业集群正以蓬勃的发展之势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在1995年至2002年期间，刊登在美国纯学术性期刊（包括像《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这样的权威学术期刊）的有关产业集群的正式论文就达93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教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一群地理位置上集中，并且又相互联系的公司、产品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和相关的机构组成的产业集合体。这表明，产业集群不仅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还涉及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与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产业集群区位选择过程也就是产业集群的定位、形成以及不断集聚的过程。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与生物群落形成过程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依规律而形成的复杂过程。这里，既有偶然因素的影响，也有区域本身条件优越与否的限制。 分析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过程就是要找出是怎样的因素促使特定产业在特定区域内扎根并且不断地聚集。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 Weber）在190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工业区位论》中阐述了工业区位对生产的决定以及产业集群产生的原因。他把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影响工业分布于各个区域的“区域性因素”，另一类是在工业的区域分布之中，把工业集中于某地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集聚因素”。本文将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产生、形成以及不断聚集演进的过程，揭示出技术变迁与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内在联系。 无可置疑，技术变迁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改变，更有生产方式、经营理念的突破，同时技术变迁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区位利益的转移，进而影响到企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本文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根据厂商的生产逻辑，将技术变迁对企业集聚行为、产业集群形成问题的影响分为三个层面——生产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对交易行为的影响进行详细论述，以揭示出技术变迁的重要影响力。基本的逻辑分析框架是：技术变迁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交换等不同环节，改变了企业原有的成本约束条件，使得企业的区位利益发生变化（或是增加、或是减少甚至消失），企业采取了新的空间分布方式，产生了基于区位利益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现象。 二、生产技术变迁对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影响 技术变迁对企业生产层面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模式。回顾人类的生产发展历程，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经历了工场手工业的手工生产模式、机器大工业的福特制流水线生产模式、现代化的丰田式精益生产模式（柔性化生产模式）三种生产方式的变迁，每个阶段由于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它们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都各不相同。而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折射出了各个时代不同的技术水平特征，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和发展水平。 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工场手工业时代适宜采用的生产方式就是手工作坊生产模式。由于当时的运输成本比较高，企业在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选择就是靠近资源和市场，在其周围选址建厂进行生产，客观上有利于产业的集聚。但是这种集聚本身是一种成本逼迫行为，聚集的企业追求的目标是降低成本、销售商品，吸引企业入住该地的是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氛围。 工业革命使人类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能源动力的创新与应用，新技术的发明，新思想的出现都在指导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于是，大规模的流水线机器作业方式替代了以往的手工生产，人类进入到了大批量、低成本、规模化的福特制生产时代。这种生产模式是由技术提升、规模经济和企业的垂直一体化来支撑的，并通过价格竞争、工人专业化分割生产过程来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虽然这种生产模式的效率较高，单件产品的成本较低，但是由于其只能生产单一品种的产品，无法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所以又被称为刚性生产模式所谓的刚性生产主要是指物质资产的专用性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这种专用性使得采用该种生产模式的企业生产活动具有较高的沉淀成本和不易退出市场的特点。刚性生产模式造成了大规模生产的同时又使分工程度加深，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处于一种高度专业化且很难转变的状态中，无法及时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提高，专业生产设备的普遍使用，单一产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中间产品的生产环节不断增加，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在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驱动下，作为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中心企业就有可能向供应者靠近。也就是说，在刚性生产模式中，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定位以及它与其它产业的关系来决定自身的区位选择。因此，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企业之间的关联性成为了这一生产模式中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 柔性生产方式是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来组织生产的一种方式。它的特点在于产品的差异性较大，个性化强，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性的需求。产品转型快，生产组织灵活性强。较之刚性生产方式，柔性化生产在区位选择上的自由度更大。但是，由于柔性生产方式是一种范围经济，这使得在同一地区进行生产的企业协作竞争聚集而成的网络关系更有利于企业获得收益。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网络关系拓展了他们的获利空间，进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同类型企业趋向于在该地区聚集。有关这三种生产方式的对比分析详见表1。 从表1所显示的内容可以看出，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直接决定着每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的特性又限定了企业生产所处的区域范围。可见，企业的定位、产业集群的区位选择与生产技术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生产方式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机器大工业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现代的柔性化生产方式主要特征是“前店后工场”的家庭生产模式，以手工劳动为主，规模较小，市场辐射范围有限。采用流水线加工与装配，成本低，技术的专业化水平高，产品的品种单一，市场范围大。根据市场组织生产，技术灵活、全面，产品品种多，个性化强，企业出现了范围经济优势。作用时代手工业时代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该时代的技集聚的相互 作用关系技术水平决定了当时适宜采用手工作坊生产模式；运输成本高的约束条件使得企业的最优化选择就是靠近资源、市场，这就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企业必须根据自身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定位以及它与其它产业的关系来决定自身的区位选择；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企业之间的关联性成为了这一生产模式中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柔性生产方式较之刚性生产方式在区位选择上的自由度更大；柔性生产方式是一种范围经济，这使得在同一地区进行生产的企业协作竞争聚集而成的网络关系更有利于企业获得收益。 三、技术创新对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影响 时至今日，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与核心技术将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的研发规模越来越大，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并且，研发的周期越来越短，研发强度越来越大。这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速度息息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中产品推陈出新的速度在加快，原有产品退出市场的过程在缩短，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就必须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地缩短研发周期，不断加强研发的力度，以保持自身的市场地位。 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与进步一靠技术创新，即由自己投入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研究开发获得新技术；二靠技术扩散，即向其他企业或研究机构购买或学习新技术。由于研发活动的成本高，风险大，研发成果具有保密性和所属权，企业在无力支撑自身创新时，就要向拥有技术研发成果的单位或个人购买所需的技术，这就涉及到技术转让问题。技术成果的价值性和保密性导致了技术扩散的有偿性和地缘性有偿性是指获得技术必然需要的成本，必须支付的费用；地缘性则是指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而使技术扩散成为可能，也就是位置上的临近更方便了技术上的传播。。正如马歇尔所言，“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是会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邻近的地方获得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习到了许多秘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84页。熊彼特在论述创新行为时认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地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集群，或者说，成簇地发生，这仅仅是因为，在成功的创新之后，首先是一些，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转引自徐强，《产业集聚因何而生——中国产业集聚形成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技术扩散受到扩散手段和成本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技术扩散的路径与企业的区位选择关系不尽相同，具体如表2所示。 表2不同发展时期技术扩散与企业的区位选择关系 发展阶段前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及后工业化时代技术特征技术的扩散成本很高这主要是由于技术本身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受到传播手段的限制造成的。，使许多技术无法广泛传播，出现了技术的区域性特征。技术进步使技术的扩散手段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要素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布局。产品周期性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技术获得途径1、传统经验的积累； 2、自行研发。1、自我创新、研发 2、合作研发技术扩散与 企业的区位选择由于技术扩散的手段和成本的限制，企业必须选择地理上的接近来获得必要的技术。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趋势没有消亡，还出现了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现象。 由此可见，技术的研发、扩散已经成为了决定企业存亡的关键，在综合考虑技术成本与收益、竞争与合作的情况下，企业将有强大的动力来实现地理上的集中。虽然在通讯发达、技术先进的今天，全球统一调配生产的模式依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但是也不能忽略那些在地理上出现的产业集聚现象。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企业与当地的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网络关系。企业根据自身的功能来定位其在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并选择合乎自身发展需要的有利区位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运输成本对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影响 企业生产的产品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与消费者进行交换。因此，企业交换成本、效率的高低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而企业交换成本高低、效率好坏又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多少。技术的进步最直接的影响就体现在运输成本上，它是决定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运输成本的高低取决于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道路水平，而这些根本上是由技术的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创新能力增强，新动力、新能源不断出现时，运输状况会得到较大的改善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使得火车成为了载货、载客的主要交通工具，不仅快捷便利而且运送量大，相对于其他的运输工具成本较低。，运输成本就会下降，生产者会享受到成本下降带来的一切利益。 区位理论告诉我们，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运输能力的大小将会影响到生产要素、产品以及服务的流动速度和交换的范围大小。运输能力强，运输成本低，则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半径长，范围大；反之则范围小。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运输成本下降——企业区位选择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发展关系（如图1所示）：在技术落后的手工工场时代，高运输成本的存在逼迫企业选择在原材料产地、市场所在地和交通要塞等地生产、销售产品；工业革命带来了新技术、新能源、新机器、新发明，这些都使得运输成本不断下降，企业驾驭和影响市场的能力在增强，要素、产品的流动约束在减弱，企业的区位选择不再集中于原材料产地、市场所在地和交通要塞等地，而是趋向于不断分散。这些说明，技术进步通过改变运输成本影响了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范围与交换速度，从而导致企业的区位选择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说，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原材料产地、市场所在地和交通要塞等原有的区位比较优势消失，企业会根据自身的发展与定位重新进行空间布局。 图1技术、运输成本与企业信息逻辑关系 在科技发达，通讯和交通快捷便利的今天，运输成本的下降还会促使某些产业形成区域集聚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运输成本的下降可以使某一地区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其它诸多区域的需求，甚至某些产品的全球供给都可以由一个地区的生产来完成，这在全球化生产环境下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运输成本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也造就了产业集群在特定区域的形成。图2技术进步对产业集群的总体影响 综上所述，技术的进步对企业交换行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企业重新进行区域定位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企业产品的交换能力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企业的市场覆盖能力加强，原有对企业区域定位的束缚因素在减弱甚至消失，导致企业的区位布局在空间上呈现出均质状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运输能力，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促使某些产品的生产容易在某一地区形成聚集（如图2所示）。 五、总结 技术变迁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生产方式、经营理念，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区位利益的转移，会使企业在空间上重新布局。本文从生产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对交易行为的影响三个层面来分析技术变迁对企业集聚行为、产业集群形成问题的影响，阐明了技术变迁影响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强产业集聚因何而生——中国产业集聚形成机理与发展对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年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改革/丛航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4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丛航 摘要：我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是试图通过模拟现代委托—代理制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独立化的盈利性法人企业,然而,由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多级委托—代理,导致难以达到这一目的。 关键词：国有资产委托代理机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形成的一条多级委托—代理链，可表述为:全体公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董事会—企业经营者。这条多级委托—代理链包含着两重代理体系,第一重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体公民)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委托授权链,即公有产权由公民授权,政府代理,成为国有产权。第二重体系是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企业董事会,再到经营者(最终代理人)的自上而下代理链。 一、我国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现代委托—代理制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完整的经营权,并且产权的收益构成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我国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就是试图通过模拟现代委托—代理制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产权独立化的盈利性法人企业,然而,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多级委托—代理,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目前体制的弊端对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的损害有： 第一,无法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由于从政府到企业经营者的委托链的行政性质,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必然不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作为惟一目标,而是会不断地向企业输入一定的政治、社会等其它目标,这样,行政干预就不可避免。而且,具体执行监控职能的政府官员也可能向企业输入满足自己个人利益需要的目标,使企业更加偏离正常经营的轨道。第二,委托代理链的高交易成本。首先,产权收益构成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的自动激励机制,然而作为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的全体公民是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渠道获得剩余的,与企业经营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们范围广阔、分散性强,极高的交易成本使他们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既无动力也无能力。国资委虽作为国家设立的人格化的特殊委托人,但其本质是替国家或全体公民索取产权收益,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收益,且其只是一个行政机构,行政激励而不是产权收益才是其监督的真正动力,通过行政机制激励其行使产权,而又不让其享有全部产权收益,这样的制度设计导致的运行成本必然高于依靠产权收益的自动激励制度的成本。其次,目前的国有资产的多级委托—代理链由于代理关系复杂繁琐又缺乏经济规范,信息在链条传递中的扭曲、损失或失真会更严重,实践中必然出现掩盖经营错误、扩大经营成绩、上下级之间出现相互欺骗性博弈等。尤其是国有企业,由于实际掌握着国有资产代理权的人都由政府委派,而不是通过某种有效的选择机制选出,从而把初始委托人(即全体公民)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心边缘化,再加上初始委托人自身的利益与国有企业经营好坏无直接关系,于是就容易出现从政府开始的各级委托人设租,国有企业经营者寻租,二者合谋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这一交易成本有多大,笔者没有计算,但从多年以来已查出的与企业有关的职务经济犯罪的官员数量和赃款数额上可见其严重性。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国有企业效益滑坡乃至破产倒闭并不是由于生产减少或市场不好,而是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领导人不负责任的决策失误,投资浪费乃至内外勾结大肆鲸吞国有资产,把一些好端端的企业送上了不归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没有发挥出工人阶级的作用,严重压抑了国企职工的积极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只是在既得利益的国家某些机关、某些经营组织和某些领导人之间进行,且形成改革中极强的路径依赖,而广大的国企职工始终像机器、设备那样,只是被作为使用的对象,而不是改革的参与者和主人,无法调动起国企职工的积极性,更谈不上发挥出他们的智慧和力量,致使国企改革有动力无效益。委托—代理制的产生原本是为了促进社会分工,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上述委托—代理关系却事与愿违,其根本原因是国有资产的政府所有,使得处于产权上游的国资委行为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行为,而是行政机构的行为。结果是我国国有资产从所有权经过层层委托—代理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此,初始委托人即全民资产的亏损流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委托代理机制分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层矛盾 (一)对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界定 国有资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经济基础，由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和国有资产的公有制性质决定。国有资产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交由国家机构共同占有。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个人所有权派生占有权。国有资产产权体系表述如下： 劳动力所有权↓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权↓国家机构占有权↓企业经营权及使用权等 依据上述权利体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可以界定为：劳动者依其对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权，依法对各派生权利及行为进行管理、监控的组织结构和方式方法的总和。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主体是全体劳动者。 （二）矛盾分析 1、所有权与占有权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规定为“全民”和“国家”，而真正对所有权控制的是以国务院为代表的国家机构。“全体劳动者”没有形成对“国家”的控制，以致于本应行使占有权的国家机构行使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对于国有资产所有权，必须明确主体是全民，即我国的全体劳动者。 国家机构作为占有权行使者，因为所有权主体丧失了行使所有权的能力，所以能够行使所有权。国家机构能在实际中掌控国有资产所有权，在于否定了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还在于长期以来对所有权与占有权关系的认识的缺乏，导致所有权主体虚置与国家机构代行所有权。 2、行政集权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的病根 寻找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病根，只能基于“国”，基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行政集权。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行政集权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现在依然维持，必然导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以行政权利改革市场，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市场机制扭曲，另一方面加深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矛盾。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有：经营管理者的任职方式，国有资产流失等。 三、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矛盾的解决 第一，明确劳动者的两个所有权。权利，是社会关系的关节点。从权利的角度讲，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劳动者的所有权确立并通过占有权、经营权发挥作用和实现自身的机制。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权的根据。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长期忽视了劳动力所有权，以致国有资产的个人所有权不能明确。劳动力所有权的作用，在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与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直接联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的首要权利是劳动力所有权，国有资产所有权只能是由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其理论依据在于劳动价值论。 第二，国有资产管理必须坚持民主管理与依法管理。实行国有资产的民主管理，也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并进行。经济关系是由各种经济权利来规定和保障的，经济权利所以能落实，在于政治权利的规范和实施。任何经济制度都要以相应的政治制度为之保障和实现的机制。所有权作为所有制中基本的权利，不仅派生经济权利，还会派生相应的政治权利。这些政治权利的权能就在于规范、维护所有制及经济关系的秩序，在于保证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实现所有权主体对其派生的经济权利行使机构的控制。 第三，国有资产所有者控制占有权行使机构。主要包括：还权于劳动者；依据劳动者的现实存在，合理确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占有权的范围；成立国有资产占有委员会、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国有企业占有权执行委员会；保证劳动者对占有权行使机构的法制监督。 参考文献: \[1\]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2\]刘永佶民主的权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3\]郭羽诞西方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研究/李永鹏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4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李永鹏 摘要：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回顾，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传导以信贷渠道传导为主，并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低下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贷渠道路径选择 经过2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从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体系。但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仍然面临多方面的制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回顾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是关于货币供求变化对就业、产量、收入及物价等实际经济因素产生影响的方式、途径或过程的学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在国际上形成了多种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货币渠道传导理论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其分类的根据是理论假设前提的不同。下面分别阐述货币渠道传导理论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一）货币渠道传导理论 货币渠道传导理论以凯恩斯的利率渠道为起始，是指一切以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为基础，从私人经济部门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的总称。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托宾的q 理论以及消费者的财富效应等都可归于货币渠道传导理论。下面以利率渠道为例，说明其传导过程。 传统的凯恩斯的利率渠道可用IS——LM模型来说明，在这一模型中，其基本假设前提是有两种资产，即货币和债券；市场上只存在一种利率，债券市场利率。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影响公众对于货币和债券这两种资产组合；如果货币和债券之间不存在充分的替代性，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就会影响债券价格，由此改变债券的市场利率。从IS——LM模型来说，货币当局操纵货币供给的变化使LM曲线移动，引起利率的变化，从而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最终影响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如下：M↑→ir↓→I↑→Y↑,即货币供应量增加，造成市场利率下降，投资上升，使总需求和总产出增加，反之亦然。对于其他货币传导渠道，与这一过程基本类似，只要将上述中的利率改为资产的相对价格、汇率、股票价格等变量。 （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信贷渠道传导理论认为传统利率效应理论在解释货币政策在长期资产开支方面存在不足，认为信用市场中的不对称信息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由信用市场的信息问题产生了两个基本的货币传导渠道：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平衡表渠道（企业和个人）。信贷渠道关键的前提条件是银行贷款与债券不是完全替代的，并强调了银行资产与负债的不对称性。这样就使信用渠道成为与传统的利率渠道完全不同的渠道。信贷渠道的传导，其两种渠道的传导方式有所不同，分别阐述如下： 1银行信贷传导渠道。其具体过程如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储备和银行存款，增加了银行可供贷款的数量，进而实际贷款数量上升，从而使总需求和总产出增加。过程是：M↑→存款↑→贷款↑→I↑→Y↑。 银行信用渠道是由典型的信用传导理论来支撑的，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因解决了信用市场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从而扮演着特殊传导功能。由于在银行贷款与其他可供资金资源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特定的借款人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得到所需资金。在实际经济中，大企业可以不用银行直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获得信用，而小企业就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他们对银行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成为银行依赖者。在这种传导机制下，货币政策对于小企业开支的扩张有更大的影响作用。 2资产负债表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有时也叫净资产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人的授信能力达到放大货币政策影响力的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资产负债表而对经济产生影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使股票价格(Pe)上升，同时提高了公司的净值并提高投资支出。其传导作用如下：M↑→Pe↑→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贷款↑→I↑→Y↑。 第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通过降低名义利率的效应，来提高净现金流，从而提高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质量，减少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作用机制为：M↑→i↓→企业利息成本↓→净现金流↑→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贷款↑→I↑→Y↑。 （三）对上述两种理论的评述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传统利率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基本可以归纳为货币渠道，这些渠道实际上均假设了具有完全信息的金融市场存在于经济中，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替代性。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短期名义利率来降低持有货币回报，对其他的资产需求就上升，其他资产价格上升，厂商将认识到所投资项目会具有正的净现值而扩大投资，投资上升而产出增加。 对于信用渠道，它认为在商业信贷市场上存在着影响厂商借贷能力的特殊因素，一个是用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所表现的借款人的信誉，另一个是在信贷市场上存在“银行依赖者”，通常是指小企业群体。根据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渠道对中小企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即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很大。 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传导的一般过程是：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当货币当局采取松或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先是影响到货币供应量、再通过利率和银行贷款等因素影响企业的投资，进而影响总产出。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每一种传导机制都与一定的经济理论相联系并以一定的金融结构为前提，各种传导机制都有对应的机构传导途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就有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渠道是主渠道，其他渠道是在利率渠道基础上对其的补充和拓展。这些渠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货币政策传导体系。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主要障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机构结构中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金融与国有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下降这一矛盾，导致信贷传导机制效率下降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阶段。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趋于下降，目前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份额迅速上升，其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超过60%；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相对滞后，国有银行仍然主要面向国有企业，以致国有企业所获得的贷款一直占总贷款的80%以上，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贷款难题始终困扰我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使得他们的融资行为（如通过地下钱庄或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游离我国现有的主流金融体系。 （二）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关系的不合理及市场本身运作的不规范，降低了我国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 我国现行金融分业管理的法律构架，使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被截然分开，影响了资金在两个市场之间的合理流动，货币市场不能为资本市场提供合适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无法通过货币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融资渠道的狭窄逼使金融机构进行体制外融资和违规操作，或是闲置资金错把资本市场当作货币市场来使用，短期炒作，或是把货币市场当成资本市场来使用，短贷长占，其结果是信贷渠道对这部分游离于体制外的资金控制减弱，使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目前存在的许多不规范行为及非市场化的利率机制约束，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不仅没有促成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渠道（如托宾的q理论渠道，财富效应渠道等）的通畅，大量信贷资金违规入市，反而阻碍了我国信贷传导渠道的效率。 （三）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方面的传导障碍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下降 第一，由于金融机构的收缩，导致原本就不太通畅的信贷传导渠道更加狭窄。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近来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大银行、大城市、大行业”的战略，逐步撤销了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上收了贷款的审批权限，退出了县级城市的金融服务市场。但是由于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使得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服务出现了真空地带，使得作为县域经济发展主体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无法得到主渠道金融支持。所以信贷传导渠道越来越狭窄。 第二，1994年开始，商业银行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了信贷责任制。商业银行贷款明显向少数优势行业、大型企业和大城市集中，而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抵押资产少，融资成本大，得不到信贷资金的支持，从而导致信贷资金矛盾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使得央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第三，商业银行对贷款用途控制不严，一部分贷款通过种种渠道流向股市。这一部分贷款增长不可能带动实体经济增长，而是提高了股票价格，加剧了股市泡沫，造成我国一方面出现通货紧缩，实质经济不景气，一方面股市投机气氛浓厚，虚假繁荣的有悖常理的现象，影响了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 （四）货币政策在微观经济主体层面的传导障碍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 第一，不良的外部信用环境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商业银行对客户调查和评价受到限制，加之社会信用环境差，恶意拖欠和逃废债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健全的破产接管机制和高流动性的抵押品市场，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贷款风险无法有效化解，这些影响了信贷投放的力度和速度，阻碍了货币政策传导。 第二，投资主体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我国的投资主体企业可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多数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经营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有投资愿望，但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比较低，加上国有企业拖欠银行债务严重，信用比较差，信贷可获得性差，实际投资增长缓慢，从而大部分依靠政府主导性投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非国有企业虽然在体制和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对银行贷款依赖性比较强，由于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信贷可获得性比较差，投资需求受到一定的抑制。总体来看，当前大多数企业投资需求与资金供给不对称，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由投资变量传导的最后作用。 第三，居民消费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正处于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平台，由于受到教育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和住房体制改革的影响，预防动机比较强，储蓄倾向比较强烈，消费活动受到体制性的非常规约束，而不能按照收入增长状况正常增长。农村居民受近年来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的影响，消费增长比较缓慢。所以，货币政策经由消费变量传导的作用由此而难以充分发挥。 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和资产价格渠道理应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但就我国的客观现实情况而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正处于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信贷、利率和资产价格多渠道传导过渡之中。由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信贷而不是利率或资产价格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 （一）加快发展货币市场，实现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动 我国必须高度重视货币市场发展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正确地理解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在继续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从根本上改变货币市场长期落后于资本市场的不合理的发展局面，实现两个市场均衡发展，通过市场主体的融合互动和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实现两个市场的交融联动，实现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体化，使资金能在两个市场间合理、通畅的流动，尽可能减少体制外的游离资金和违规操作，为整个金融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创造条件。 （二）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完善商业银行市场结构体系 第一，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信贷渠道的主体，他们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80%，同时他们也是存在问题最多的金融机构，所以加快改革进程，使其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是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重要保障。改革主要包括加快股份制改造，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完善贷款责任制，加强内控机制的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化解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注重金融创新和市场营销，增强盈利能力，真正实现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三性原则的统一。 第二，打破国有银行行政垄断格局，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建立起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组织体系。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城市商业银行良莠不齐，农村信用社不能体现为三农服务的宗旨。所以必须打破垄断，建立起多种金融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机制，特别是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建设，才能满足多元微观经济主体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才能使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真正通畅。 （三）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 中小企业在一国的经济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本身由于规模小，向金融机构融资时不能提供足额抵押物，而商业银行为了确保资金安全又只能给企业发放抵押贷款，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困难。目前，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我国财政部和央行均表示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体系。依靠政府的力量，逐步形成以非商业性担保机构为主的信贷担保体系。同时，各银行应建立完善的、独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并建立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客户资信查询系统；政府应完善法律法规，提倡诚信，加快国有企业改造，切实保护银行债权，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引导公众预期，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 国家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公众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支出切实解决公众在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 虽然疏通信贷渠道是当前的重要工作，但必须认识到信贷渠道只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辅助渠道，利率渠道才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完善信贷传导渠道的同时，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为利率渠道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张颖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2,(4) \[2\]杨凤春、潘振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辨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2) \[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疏通传导渠道改善金融结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J\]．管理世界，2001，（2） \[4\]宋立对当前及今后货币政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3，（9） \[5\]李春琦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6\]李文卿、贺庆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外部环境障碍与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4) 民营企业“原罪”的政治经济学阐释/张西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05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张西 摘要：民营企业的“原罪”始终像是一把悬挂在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首先从分析民营企业概念入手，重新认识民营企业；再从历史角度出发，还原历史，分析民营企业诞生的环境，理清政府和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认为民营企业的“原罪”不在民营企业，而是当时的政府体制决定了民营企业的行为，所以政府应为这一罪名买单。中国经济若想长期健康发展，必须给民营企业正名，不要让民营企业继续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关键词：民营企业原罪赎买企业制度 近几年，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反映了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已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这两年国有银行在加强治理结构和解决呆坏账问题的过程中，一大批大案要案浮出水面，种种与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相关的民营企业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在痛骂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时，人们把愤怒对向了民营企业，好像他们是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身负人类的一切罪孽，而他们必须来偿还他们的罪孽，民营企业顶着原罪的帽子，即使是民营企业家在他们的社会责任增强以后而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时，这一行为也好像更多是他们对自己所作罪孽的自我救赎，以求心灵的安宁。 本文试就民营企业的“原罪”略作探讨，试图证明民营企业的“原罪”实际上不应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在这一罪名前，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探讨民营企业“原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民营企业的概念，看清楚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才能去谈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离开了民营企业孕育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去谈民营企业的“原罪”，只会误导我们前进的方向，把我们指向错误的方向，使我们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走的更加蹒跚。 一、民营企业的概念 我们说的民营企业的“原罪”，首先它是可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也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时期发生的，这一时期，整个社会还没有弄清楚适合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一切都处于试错阶段；二是从90年代后的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这是我们已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市场经济的结构、层次、运行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时期的企业的“原罪” 有着另外的评价标准，他们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在本文中我们只是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问题，而90年代后的，我们留待后论。 据目前所知，在我国，“民营”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初，1931年王春圃在其所著《经济救国论》一书中首次使用。王春圃把由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称为“官营”，把由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民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用来指称那些非国营企业的企业，可以说只有与国营企业对应时，民营企业的概念才可以理解。但是90年代初，国家不再直接具体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国营企业不再是国营企业而是改成国有企业了，这无疑是中国改革的一大进步，不过这是这一进步让民营企业更无所指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和通常所说的民营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没有谁是国营的企业了，在国营成为了历史概念的时候，而民营企业则依然保留了下来。这时我们改称为非国有企业，可能更为合适，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继续使用民营企业的概念。 二、法律意义下的民营企业 在中国现有的企业制度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有个人公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曾经的国营企业早已转变为国有，国家不再参与企业的直接的管理；私营、民营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区别，很多时候都是称呼的区别而不是实质的不同；外资更是民营企业，只是这个民是国外的民，可能不是我国的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很多时候都是半国有制的，国有企业的一切特征它几乎都具有，只是规模和地域、行业的不同。正像二十世纪中国的五部宪法说明了中国的政治的不成熟和稳定以及法律的淡漠，我们企业形式的多样化，不是表明了我们的制度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是表明我们对企业的权利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一直没有理清，我们一直在徘徊犹豫，并没有取得多么实质的进步。 在西方，因为法律上的私人产权，它们的企业制度下企业形式大致有三种：个人公司，合伙制，公司制。对于西方人来说无所谓民营企业的，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是民营的，即使是为了社会发展而设立的基础行业的国有企业，也是民营的，国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只在董事会享有投票权。西方没有民营企业的这一概念，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诞生在与西方不同条件下，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制度必然相同，这一点，只要看看西方各国的发展史就可以知道，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趋同性的，企业制度更是这样，要不然我们无法理解世界的企业为什么大致是类似的。仔细观察其间的不同，我们发现这一不同首先在于个人权利关系的不同，正是权利关系的不同，使我们选择了和西方不同的企业模式，或是说我们没能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企业模式，尽管我们可以说民营企业的模式是适合我们的，但是权利关系的错乱也让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了很大的起伏，使它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受制于国家政策的。 三、民营企业的历史追溯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发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该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而完成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这个过程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的动力学机制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并且在正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还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由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政策的变动则相当于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由此导致制度非均衡下的获利机会，改革便在距离权力中心较远、创新风险较低的农村地区率先发起。改革初期，个别创新者由于突破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存在使他们的创新报酬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因此这种突破政策底线的“原罪”其实并不是“罪”，即使是“罪”也应该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赎。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是国营企业体现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代，在国家开始放松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后，人们的束缚已久的创造财富的欲望得到了释放，而几十年的政治斗争从另一方面鼓励了人们的激情：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给人们一种无常感。于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工商业还受到种种歧视，尽管看上去民营企业并不那么的合法，除了人们为了生存不得已的选择外，也是人们可以在政治生活之外有了另外的选择。我们不能小看这一选择，因为正是清末废除了科举制，大大加速了清帝国的解体，原靠科举走上仕途的读书人没有了晋升的途径，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生存之道。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也是类似的角色。在刚刚成立之时，民营企业可以说是早产儿，同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一样，生活在制度的夹缝中，承担着道德上的谴责和制度上的压迫，它们的权利关系没有理顺。因为民营企业本质上是私人所有制的，而私人所有制在当时的中国是要受到批判的，从法律上讲，民营企业不是合法诞生的企业，人们一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性制的，是资产阶级。既然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他们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无产阶级的挑战，他们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的退让，如果他们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必然威胁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让他们长期发展，红旗是要变色的，但是这是人们意识形态化的看法，是法律的不足和落后。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有了法律人们具有了权利，而是相反，人们先是具有了权利，而后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他们设立了法律。法律是用来保护我们，而不是限制我们的行为而让我们无所作为的。可是这种看法和中国传统的思路不太契合，中国的政府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以来，就一直是管制型政府，政府享有了一切权利，政府的行为是无所限制的，没有什么可以限制政府的行为，政府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直到最后王朝末期起义和叛乱使江山改朝换代，新一轮的循环继续。中国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而实际上这是因为公权和私权的不对称，人们一直无法制约公权。而站在公权的角度来否定私权自汉武帝开始就一直继承了下来。说民营企业的原罪，这种思潮可以说根源于中国传统道德的“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可以说正是这一处境决定了民营企业的行为。作为一个商品经济的参与者，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者有着对企业的完全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可以自由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投资渠道，可以在市场上得到企业发展的资金，它可以自主地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企业的财产可以由法律得到保护，企业家的财富也有法律保护，而民营企业不享有任何合法的经济权利，他们是社会的私生子，没有合法的地位，他们只能用赎买的方式来得到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利，通过向上级政府或官员上缴租金来得到自主经营的权利，赎买企业存活的权利，赎买企业发展的权利，用赎买来赢得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一过程，民营企业一方面破坏着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扩大着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它们也在塑造着新的社会制度，探索着适合我国的企业制度，扩大着人的独立性，而正是人的相对独立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最根本的基础，这是民营企业在重新塑造着我们好久缺失的民间社会。正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促进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原罪在西方文明中的阐释是，虽然亚当和夏娃背负了原罪，但也正是他们是人类的祖先。他们的行为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行为。他们是早期人类的代表。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赎买自己权利的形式有时表现为贿赂官员，但责任不在民营企业，而是政府的权利过大，民营企业除此没有它法。在看待一个事物，要看事物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强势的政府正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应该为出现的问题负主要的责任。只有政府真正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检讨自己犯下的错误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才会减少，只有整个社会的机会主义得到约束，整个社会的诚信和法律意识才会增强，只有这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才会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阳小华民营经济内涵问题探析\[J\]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 \[2\]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诞生,马恩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刘永佶中国官文化批判\[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4\]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 2004 \[5\]曹辛、朱红军胡德平：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N\]南方周末,2006年11月23日 \[6\]董辅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考\[J\]广西金融研究,2001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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